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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访谈

本期访谈

访谈主题:
惠水改革开放40周年来发生的变化
访谈嘉宾:
惠水县原文化局局长黄达武
访谈时间:
2018-07-27

内容简介:从经济、文化、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了解惠水改革开放40周年来发生的变化

文字实录

  

  黄达武,惠水县原文化局局长,退休后返聘到惠水县政协参与“惠水文史”编撰工作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摄影家协会会员,所创作的多首音乐作品曾在省、州发表和获奖。

  7月27日,FM106.8好花红之声《兰卉时间》邀请到黄达武做客直播间,通过“文史看惠水”,从经济、文化、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了解惠水改革开放40周年来发生的变化。

  “花场”盛开文体花——九龙苗寨民族节日集会的变迁“

  四十多年前,黔南惠水县九龙山一带的苗家“跳花场”,具有独特的生活情趣。那时,每年农历“三月三”这天,四乡八寨的苗家都云集到九龙山下的龙潭坝花场上,欢度这一传统的民族节日,人们围成若干个圆圈,有的跳芦笙舞,有的跳粑棒舞,有的吹唢呐,有的吹大号,有的对歌,有的斗鸟,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摔跤。下午时分,汇聚在龙潭坝草坪上的苗家男男女女,都兴致勃勃地来观看后生、汉子们摔跤,这便是苗家传统节日“跳花场”的一项独特内容。说起苗家的摔跤方式,更是别具情趣,摔跤比试之前,双方必须首先稳稳地抓提住对方的腰带,等评判的寨老一声令下,方能开始搏斗。要是哪个在摔跤擂台上,把所有的对手摔倒,就被誉称“盖场”,成为本届摔跤王。若摔跤王是个年轻小伙子。就会被身着盛装的漂亮姑娘争着约去跳芦笙舞,猜歌踏月。”

1982年活动现场

1982年活动现场

  相传“跳花场”这一节日,自明朝始,一直沿袭至今。“跳花场”是苗家最快乐的节日,这天,身着盛装的苗家姑娘,身上的银手镯、耳环、银泡、项圈等闪闪发光,头缠青布、身着长衫、捧着芦笙的苗家后生,一边跳、一边吹,引得姑娘们翩翩起舞。九龙苗家“跳花场”的芦笙舞,也称为“踩堂舞”,越跳人越多,圈子也越跳越大,随着浑厚激越的芦笙旋律,不断地有人加入跳舞的行列,不光男女青年,也有白发苍苍的老阿公、老阿奶,还有背着孩子的大嫂和几岁的小娃崽。喜气洋洋的寨老,唱起酒歌,祝福当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!

  往往在跳舞、对歌、摔跤活动后,姑娘后生相互寻找到意中人,双双相邀,离开龙潭坝,步入山林之中,盘歌对唱,倾诉爱慕之情。

1982年活动现场

  可是,在“文革”间期,“跳花场”、唱山歌等民族节日活动曾一度被禁止,当地政府派民兵执勤,民族节日那天不让乡亲们集会唱歌跳舞,说是怕影响生产。

  1987年活动现场

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拨乱反正,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落实,县委、县政府对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十分重视。记得,1979年,我在县文化馆工作,当年“三月三”这天,我们为了解民族节日活动,骑自行车到了九龙,当看到苗族乡亲们在龙潭坝花场上跳芦笙舞,而后又观看后生、汉子们精彩的摔跤搏斗,心中十分震撼!我们为我县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而自豪。后来,我写了“苗家‘花场’摔跤的来历”一文,在全国性刊物《民间文学》上发表,并被收入《中国民族节日大全》一书。

▲1997年活动现场

  九龙苗寨“三月三”的民族节日集会活动,逐年又有了新的发展,当地政府还在“四月八”、“六月六”举办各种文体活动,从1981年起,每年“三月三”“六月六”,乡政府都积极出面组织活动,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,增加了文艺演出、球赛、拨河等文体项目,并邀请部分外地的歌手、乐手、摔跤手前来参赛,使得九龙山的民族节日集会活动更加丰富多彩。

  2014年活动现场

  2014年活动现场

  2017年活动现场

  2017年活动现场

  1978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,改革开放四十年,仿佛一幅波澜壮阔、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,我们惠水县的城市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 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交通和生活条件的变化。黔南惠水,我们居住了多年的小县城,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真是难以言表,回忆交通方面,变化最为突出,40年前,县城内的道路都是泥巴路,且坑坑凹凹,又脏又窄,路上行驶的还有马车,家庭条件好的能骑洋马儿(自行车)在街上走,其中永久牌的最为流行,因为这是一款加重型的自行车,可以载人,凤凰牌的轻便自行车相对就少一些。那时县城内很少见到汽车,记得,那时县委和县政府是共用一辆北京吉普车,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我,因为会照相,有一次被派去随同县委书记下断杉区摄影,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“小汽车”,高兴得不得了,回来后逢人便讲坐“小汽车”如何如何舒服!另外,那时候县客车站和县车队只有少量的大巴车和大货车。我们若要去都匀(州文化局)开会,客车票都紧张,有时要单位开证明去才买得到,且早上坐车去下午才到,往往在州里开一天会,去一天来一天就是三天,那时的办事效率真是很差。而现在,交通的发展已是天壤之别,到都匀开一天会,当天可来回。如今的惠水,五颜六色的各种车辆穿梭在宽敞的柏油马路上,到了夜晚,县城里车水马龙,华灯明亮,一派繁荣的景象。

  生活方面,百姓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越来越好。城郊农村简陋的土砖木房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阔气的多层砖混房,室内大都铺上了瓷砖,不再是坑坑洼洼的泥巴地,室外的茅厕随之消失,家里多了可供洗漱和洗澡的卫生间。屋外的道路也都铺上了水泥地,下雨天人们再也不用踩着厚厚的泥巴回家。生活的变化不胜枚举,这一切都得益于40年前党做出改革开放的正确决定!

  40年前,不但家里穷,市场上物资也不丰富,那时候商店都是公办的,里面的物资也不多,生活日用品极其短缺,几乎所有的商品、食品都凭票购买,买烟要烟票,买酒要酒票,买肉要肉票,买布要布票,买糖要糖票,买肥皂要肥皂票,买食油要油票,买米要购粮证,因为是按照人口比例来分票,所以几乎是一票难求,可以说,各种票证是人们生活的最低保障。而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属当时高档的三大件,要想买这三大件,则需要“开后门”批条子、凭票购买。

  在文化生活方面,印象最为深刻的看电影!那时,电影票极其难买,因为文革结束后,大量被禁的电影开始公开放映,电影院不是放新闻简报和八个样板戏影片及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了。1979年,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“文革”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的解放,这其中,对大量“文革”前拍摄的电影解禁,成为重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决策。那个年代,人们文化生活的状态可以说是“饿狠了”,不光是买肉要凭票排队购买,精神粮食方面也很贫乏,白日劳累一天,晚上能看上一场精彩的电影就是最大的满足和享受!“文革”中被禁的电影《红孩子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上甘岭》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烈火中永生》等又可放映了,看得人热血沸腾。到1979年后,有一批外国片,如苏联电影《母亲》、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列宁在1918》;英国电影《雾都孤儿》、《百万英镑》;意大利电影《偷自行车的人》,朝鲜片《卖花姑娘》等也陆续放映。不久又解禁了人们喜欢看的影片《哥俩好》、《柳堡的故事》等,观众争相观看。但,那时要买电影票,必须早早来到电影院,还要挤进人群中排队,如果运气好,才能把手伸进那个小小的售票口中,买到一张电影票。那几年,在电影院里有熟人的,可以开后门弄到票,而在电影院工作的有些同志,去食品公司买肉,虽然也要肉票,但割的猪肉肥的多,且骨头少,当时有这样的关系,是很让人羡慕的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们一家三代五口人住在一间20多平米的老瓦房里,记得那时候一到下雨天,屋内就漏雨,每年都要请人到屋顶捡一次瓦,生活十分不方便。现在我儿子成了家,在城区买了一套三室二厅120多平米的高层住宅楼房,房子不但漂亮,而且水、电、天然气都齐全,客厅、饭厅、卧室及卫生间都很讲究。现在,我老伴高兴地说,住在电梯房里,帮照看一下孙子,做做饭,心情很舒畅。

  回忆改革开放以后,进入80年代,社会上兴起一种录音机,样子跟现在的砖头差不多,是用录音磁带的盒式录音机,那时,我的月工资不到40元,母亲拿出她的积蓄资助我,花了200多元买了一部盒式录音机,要知道,当时这盒式录音机可稀罕了,可用来听当时有争论、遭批评的流行歌曲,听张帝,听邓丽君,听港台名星们的歌,觉得很新鲜,很过瘾。不久,更高档的双卡录音机进入了市场,空白磁带随便买,用来录歌听歌更加过瘾。

  盒式录音机之后,电视的兴起,使人们走进一种新的生活。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机相当于现在的奢侈品,要拿出多年的积蓄才能去买。那年,我们家买了一台12吋黑白“飞跃牌”电视机,当时电视机的信号较差,我在房顶按了高高的接收信号天线才可看到电视,但电视屏幕上的“雪花”现象还是明显有的,虽然那时的电视节目除了一些新闻外,可欣赏的节目不多,但不少亲戚朋友都来我们家观看,这种日子,一直保持了一段时间。

  40年间,通讯工具的变化更映射出时代的变迁,体现出人民生活的变化、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人们的主要通讯工具还是书信和电报。收到一封家书,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,总有种迫不及待地拆开阅读的兴奋。因为,这几乎是那个年代,普通百姓之间远距离情感交流的唯一方式。1981年后,国家对普通家庭安装电话实施开放政策,从此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可能。但那时由于安装及通话的费用昂贵,只是在城里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中才可能见到。1983年,上海开通国内第一家寻呼台。不几年,贵州也开展了此通讯业务。那时BP机(寻呼机,当年我们惠水叫它科机,是摩托罗拉牌子的)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,谁要是有一部BP机,那是相当让人羡慕的。1987年,广东省开通全国第一个移动通信网,他们的移动电话就是像半块窄长砖头一样,人们称它为“大哥大”。不几年,我县也有一些企业老总用上了“大哥大”,记得他们使用时要扯出机上的天线,还往左右方向选方位,大声呼叫,真搞笑!当年的“大哥大”代表了豪奢时尚,拥有一部“大哥大”不仅是财富的象征,更是身份的象征。“大哥大”是真的贵,在家用固定电话尚未全面普及的当时,公开售价高达20000元以上一部。 1996年,摩托罗拉推出的手机,重量只有“大哥大”砖头重量的十分之一。与之相应的就是手机价格的断崖式下跌。在21世纪来临之前,新手机的平均售价已经只有当年“大哥大”售价的十分之一了。与此同时,“大哥大”的功能已经彻底跟不上时代了。从技术上来说,“大哥大”的没落过程就是第一代模拟手机被新一代数字手机取代的过程。“大哥大”从曾经的炫富工具到了今天的智能手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随着科学技术的成熟和社会需求的增大,BP机开始变得普及。慢慢地,BP机将人们带入了新的的时代,你只要随身带着BP机在它基站的覆盖范围内就可以被别人寻呼到,不用怕错过重要的事情,也不用怕别人联系不到自己,这样一来,BP机的出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,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,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,在那个年代也有很多人已经离不开它了。不少人都用上了BP机,机关单位干部配备了BP机,大大加速了工作的联络速度。 当时能够有显示中文的BP机竟能卖到8000-9000元,可与现在的智能高端机媲美了。在风光的那些年里,让BP机的拥有者卖足了面子,出尽的了风头,像时下频繁换机一族一样,通过调出种种铃声来炫耀机子与自己.可是,随着手机王朝的兴起,BP机就慢慢步入它的黄昏.隨着BP机全线停了下来以后,进入了手机的金黄时代。随着社会的进步、经济的发展,我县上世纪90年代,家庭用固定电话开始真正进入到百姓家并慢慢普及。在2004年前后,BP机的用户渐渐的减少了,因为那时的移动手机已经开始普及。BP机的资费与性价比与手机比慢慢的没有了可比性。用户可以自已用手机发短信了。手机已经完全不再是“大哥大”的模样,手机开始向多媒体手持终端方向发展,可以通讯,可以工作,可以娱乐,可以休闲,手机用户也不再是炫富的少数人,而是通常的普通人。进入21世纪,各种手机频频亮相,智能型手机快速普及城乡。与此同时互联网开始迅速发展。如今,随着各种智能手机软件的开发利用,更加丰富了通讯工具的功能:聊天、购物、学习、娱乐、视频、支付等,几乎都超出人们日常交流的需要。

  改革开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,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变化,那时家家开始买电视机了,大家的生活质量大幅度地提高,物资丰富,许多高新产品一应俱全,骑自行车的换成了摩托车,黑白电视机变成了大彩电,彩电、冰箱、全自动洗衣机相应的成了90年代的“新三件”。进入21世纪,人们有私车了。现在,县城里没有小汽车的人家成了少数。特别是人们的私家车中,各种新的款式层出不穷。居民住的新楼带着地下车库,出门办事非常方便。这些,若在40年前,大概想也不敢想吧。

  

 

  • 来源:惠水县全媒体中心  发布日期:2018-07-27 09:55:14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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